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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高校科技创新:愿景、政策与激励”研讨会暨第二期“北大科技沙龙”成功举办

2019年7月5日到6日,为深入思考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定位和角色,推进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研究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新时代的高校科技创新:愿景、政策与激励”研讨会暨第二期“北大科技沙龙”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多位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就高校科技创新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5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为研讨会揭开序幕,对研讨会的筹划背景和与会嘉宾进行了介绍。随后,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赵路致辞,提出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目前高校的科研成果虽然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存在创新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如何将高校的研究上接天下接地,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赵路特聘研究员致辞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杨国梁主持研讨会“新时代的宏观科技政策”模块。科技部政体司体改处处长汤富强从要素政策、主体政策、体制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环境政策、开放创新政策和监督评估政策八个方面,详实介绍了宏观科技政策在新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副局长孙瑞娟随后做了“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概况和改革措施”的报告。在中央财政的有力支持下,已基本形成了适应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格局,资助效果显著。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深化改革,以推动自然科学基金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周辉部长分享交流

下午,北京大学科研部副部长韦宇主持“研究型大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实践探索”模块。北京大学科研部部长周辉将自己在科研部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四句话“重大国家需求、重大科学问题、重大仪器研制和重大学科交叉”,强调要通过仪器研制、方法创新,攻克国家需求中的科学问题。他指出北京大学有很强的仪器研发能力,不是跟跑,是自力更生,争取弯道超车。他分享了北大在大科学时代主建、共建、参建以及作为用户四种方式推动大科学设施的经验,并介绍了“十四五”超短激光驱动多束流综合设施的相关情况。复旦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武利民随后分享了复旦大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实践与探索。一是建设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二是校内共设立16个实体科研机构,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新成立了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三是与地方合作,先后成立了无锡研究院、宁波研究院等地方研究机构。

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夏文莉从高校科技工作的形势与要求角度介绍了浙江大学对有组织科研的探索与实践。从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出发,浙江大学在科研组织模式方面进行了创新,发挥有组织科研效能,包括组建科技创新团队、提出“16+X”科研联盟计划、实施面向2030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另外,她还介绍了浙江大学在构建科技合作新机制、探索社会服务新模式方面的进展,以及在放管服背景下,浙江大学通过流程梳理、加强协同、政策调整以及良好科研文化氛围营造等途径所做的努力。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梅做了题为“高校科技创新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的报告。她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与高校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关系,大湾区的发展一定需要高水平大学,高校通过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推动人才输出、成果输出和机构输出。她介绍了中山大学在大湾区的四个使命,其中包括面向国家学术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建设重大平台和重大科技设施,支撑国际科创中心。针对高校科技创新中面临的设备共享不充分、高水平实验技术队伍缺乏等问题,刘梅副院长重点介绍了中山大学南方海洋实验室在机制创新方面的一些有益探索。

最后,北京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钟灿涛讨论了大学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涉密科技成果的保护与开放获取的界限与平衡问题。美国在法律和制度上的相关规定对于保护科技创新尤其上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大学内部也有很多合规性部门为科学家提供相关方面的服务,值得我们国家及高校借鉴。

研讨会现场

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裴瑞敏主持“科技创新与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模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杨立英做了题为“科学计量学指标与科研评价——走出评价争议的若干思考”的报告,她通过具体的科研评价争议案例指出,这些争议反映了科研评价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问题,“头疼医头”甚至“头疼医脚”的方案难以全面解决评价争议,科研评价要有系统的解决方案。谈到解决思路,她首先绘制了从明确评估对象、到确定评估目标、到选择评估方法(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到评价结果的科研评价流程图,指出流程中各个环节要互相匹配,很多评价争议基本上都是由于不匹配导致的。评价流程中,科研管理部门、科学计量学界和科学共同体三个不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她建议系统设计评价全流程的《使用指南》,倡导规范使用《使用指南》,慎重发布科学计量学数据,开展科学计量学评价研究。她最后还强调,《莱顿宣言》的一个核心就是定量评估是为支撑专家的定性评估而服务的。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吴金闪教授讨论了科学计量学可以为科技创新做什么。他指出,科学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被科研评价这个分支劫持了,但是科学学本质上从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记录中提炼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他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的例子,说明科学学所研究的问题、得到的结论和发展出来的方法,可以帮助科学家选择研究问题和团队结构等,帮助老师和学生进行更好的教和学,帮助管理机构更好地促进科学研究。他认为,做科学的人进入科学学这个领域,可以帮科学学这个领域做得更好。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员化柏林分享了“基于内容计算的科研论文新颖性测评研究”。他介绍了科学计量的经典定律、基本规律、常用方法和新进展,同时介绍了文本内容的计算技术和文本中的知识元抽取。论文新颖性测评系统中,测评方法包括主观评论和客观测度,前者包括自评(创新点说明、结论部分)和他评(施引文献引用内容),后者包括论文创新性与学科知识库的比较以及论文贡献在学科发展谱系中的地位。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和博士后周森主持了第四模块“高校科技创新与高校财务”。北京大学财务部部长张新祥介绍了北京大学用管理促进科技创新的基本做法。一是通过优化财务管理制度,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调动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二是通过优化网上报销流程让科研经费使用进一步简约化;三是鼓励科研人员聘用助理队伍,建立科研助理、财务助理等制度,解放科研人员自己的时间,引进第三方事务所,帮助完成课题审计;四是出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管理办法,搭建转化平台,激励科技成果转化;五是制定一系列评聘和奖励制度,用优秀的创新成果和成果转化保证职务晋升。清华大学财务处处长郝永红提出,一系列放管服政策赋予了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对于学校管理层来说,意味着法人责任更重,她介绍了清华大学以内部控制为抓手,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的实践与进展。另外,她还介绍了清华大学在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思路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并对财务创新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北京化工大学总会计师查道林指出了科技成果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计在科技成果形成、存续和转化中的作用和责任。他指出,科技成果从形成到转化,是一个资产形成、保值、增值的过程,会计有履行反映和控制之责。科技成果的价值,关键是科技人员的价值,会计有履行对科研人员指导和保护之责;科技成果转化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机制的创新驱动,会计有主动适应和制度创新之责;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价值转换与实现过程,不仅要财务会计价值管理,更需管理会计价值创造。东南大学总会计师丁辉从高校“科技创新的财务视角思考”,探讨了多元投入下的高校科技创新。他认为,在高校科技创新中,财务部门应该做好财力支撑和服务保障两方面的工作,对于财力支撑而言,管理核心是抓投入;对于服务保障而言,核心问题是人员经费。他介绍了美国、日本等国家高校科技创新领域在经费筹措方面的一些经验。最后,他谈到对于高校科技创新(围绕培养人)、创新的原动力引导、高校创新活动在财务上的计量与评价、公平有序竞争的创新环境等的进一步思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财务处处长许菁阐述了北航在校企协同方面的探索,从测绘仿制阶段的零散项目合作、到仿制仿研阶段的协同机制探索、到自主研制阶段的全链条协同实施,针对问题设计协同创新机制,包括协同决策机制、联合考评机制、互补投入机制、融合攻关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她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改革高校评价体系,增加科技成果转化贡献的考核比重;改革央企考核体系,发挥企业在协同创新链条中的枢纽作用;开展校企全链条、紧密型协同创新试点,构建新型校企协同创新机制等。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探讨了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是重塑科技创新链条新的形态,他重点介绍了西安交通大学建设科技创新港的探索;二是多要素驱动打好科技成果转换组合拳;三是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学校协同创新能力;四是重视科研文化建设,营造宽松自由高效的创新氛围和文化。

上海电力大学总会计师张川指出,要不忘初心,做好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她强调,科研经费支出是个“良心活”。科研人员自觉用好科研经费,科研单位自觉管好科研经费才是上策。建立科研人员的征信系统是科研经费管理的治本之策。她认为,对于科研管理既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要确保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严格执行, 又要给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适当的自主权, 争取做到“管而不死, 活而不乱”。另外,她还提出,需要转变科研承担单位观念,强化责任主体意识;实行差异化监管策略,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科技专项服务队伍,提供协助预算编报服务;构建精细化的科研经费成本核算体系。

与会嘉宾在讨论中指出,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最终落脚点是实事求是,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以创造性的角度去实施规章制度。从不同的角度碰撞,能够得到全新的思路和大局观的视角。